基于市场底部而实施的高集中度策略,正使得基金经理针对重仓股的持仓频频超限。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或出于业绩排名的压力,部分基金经理所管的产品不仅顶格持仓核心重仓股,而且还出现了突破10%红线的超限持仓情形,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在前十大重仓股中“越线只股票。也正是借助底部反弹阶段的超限持仓,部分基金经理所管产品的业绩弹性斐然,多只产品的年内业绩已由亏转盈。
在业绩排名施压之下,基金经理选择超限持仓高弹性品种来突围的策略,颇受市场关注。
所谓超限持仓,是指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进行证券投资,持有单只股票的市值不允许超出基金资产净值的10%。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随着年末临近,基金的业绩排名压力一直上升,叠加当前A股处于市场底部的判断,不少基金经理频频超限持仓重仓股,部分基金经理甚至在前十大重仓股超限持仓了一半的品种。
以信澳新能源精选基金为例,基金经理李博采取的是高集中度策略,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高达84.38%,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10只股票的走势可以决定该基金的业绩走向。而在这种高集中度策略下,“持仓超限”也成为了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该基金旗下第一大重仓股赛力斯的仓位已突破10%的红线。
此外,董季周所管理的泰信中小盘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高达89.59%,旗下第一大重仓股恒玄科技也持仓超限;韩广哲所管理的金鹰策略混合基金也因高集中度持仓,使得两只股票持仓超限。截至三季度末,天孚通信在金鹰策略混合基金中的占比达到11.28%,另一只个股中际旭创的持仓占比也达到了10.22%。
更为明显的是,在周德生所管理的国融融盛龙头严选基金中,前十大重仓股就有5只股票的持仓超越了红线。截至三季度末,该基金第一大重仓股源杰科技持仓占比为12.94%,第二大重仓股太辰光持仓占比为12.74%,第三大重仓股天孚通信持仓占比为11.67%;另外,中际旭创、新易盛的持仓占比也分别达到10.74%、10.70%。
比如,在第三季度末出现多达5只重仓股持仓超限后,国融融盛龙头严选基金的业绩在最近一波行情反弹中迅速“回血”,年内收益率一举转正并突破11%。信澳新能源精选基金也受益于对第一大重仓股赛力斯的超限持仓,该股在10月录得了超过46%的月度涨幅。三季度末,信澳新能源精选基金仍有小幅净值亏损,而在超出红线持仓赛力斯后,该基金的年内净值也快速由亏转盈,目前年内收益率接近16%。
当前,A股处于战略性底部反弹阶段的观点很有市场,叠加年末临近,基金业绩排名渐受关注,偏好集中持仓的基金经理或有更大动力维持对核心重仓股的顶格持仓,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超限持仓的现象仍会延续。
以在新能源汽车上超限持仓的信澳新能源精选基金为例,基金经理李博依然强调下一阶段新能源汽车的投资机会。他认为,虽然经济大环境仍显疲软,但新能源车智能化明显加速,相关车企将迎来持续高增长,今年底至明年都将进一步抢到一定的合资份额。
而在光通信和算力领域超限持仓的基金经理周德生,他则强调当前光通信公司普遍估值相比来说较低,且龙头公司业绩已经有所体现,股价弹性较好,在市场探底回升中算力需求继续高增长,未来将继续聚焦算力中的光通信产业链。
基金经理超限持仓,是因为基金出现巨额赎回而导致的偶然行为吗?业内人士认为,这更可能与基金经理的风格相关。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根据相关基金披露的定期报告数据显示,多位持仓超限的基金经理所管产品规模在第三季度变动并不显著。以国融融盛龙头严选基金的A类份额为例,第三季度末的规模与第二季度末区别不大,均保持在9500万元附近。实际上,过去的定期报告证明,目前涉及持仓超限的基金经理往往也是这种操作行为的“常客”。比如,周德生所管理的国融融盛龙头严选基金,在第二季度就有3只股票持仓超限;李博所管理的信澳新能源精选基金,今年第一季度所重仓的比亚迪即已出现持仓超限,而去年底所重仓的理想汽车也同样出现了类似情况。
“我很喜欢集中持仓,非常看好的股票会顶格持股,所以如果出现大面积上涨可能就会出现突破‘10%’。”华南地区一位基金经理曾如此解释他频频持仓超限的原因。他认为,持仓超限主要与基金经理的个人投资风格有关,在未能及时动态调整股票持仓数量后,往往会出现持仓超限现象。
对于持仓超限,监管部门也有相关的规则安排。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来自于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比例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十个交易日内做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尽管基金经理须在十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但基金定期披露的持仓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部分基金经理持仓超限的股票,接连出现在两份连续的定期报告中,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十个交易日”的限制也被突破了。